学界通常将隐私界定为一种免受外界干扰的独处的权利（right to be alone），即个人具有不可侵害的人格，对其思想、情绪和感受等自身事务的公开、揭露具有决定的权利。

[53]信访法治主义改革的重心便在于，如何将信访救济锻造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环，妥善协调各类救济机制之间的比重关系，减少信访救济的恣意性以及对其他救济机制的侵蚀。可以说，中央将信访工作作为官僚体系考核与干部培养的重要环节，是执政党群众路线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

[72]于建嵘：《机会治理：信访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根源》，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10期。[19]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科层分工体系成熟度呈自上而下递减的特征，尤其到县乡基层政府一级，行政部门之间的官僚权限划分愈发模糊，基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多部门联合动员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加剧了这一现象，[20]基层政府内部行政系统之间权限边界的模糊性，给分类处理清单自中央—地方的逐级推进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境，使得信访分流的改革绩效带有明显的科层递减效应。[77]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信访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设立了诸多针对信访事项的维稳工作领导小组、信访专案化解领导小组以及临时性的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由这些领导小组所构建架构的联席会议平台，跨越了传统的科层体系与行政职能分工的限制，在行政首长的主导下，具有极强的行政效率与政策反馈能力，能够迅捷有效地回应信访人的政策诉求。(二)打开政策之窗：行政诉讼与信访对公共政策的差别影响 公众选择信访而非司法救济渠道是一种极为经济理性的选择，相比信访渠道，普通公众通常缺乏动机进入司法渠道的重要原因在于，司法程序相对更加正式、独立与法定化，在专业化的司法场域之内，司法裁判与程序受到严格的规则束缚，信访或者集体抗争与冲突行为并不会对判决产生过大的影响，因此公众缺乏激励动机参与其中。

[57]近年来地方层面关于信访听证制度的完善，譬如，《上海市信访事项听证办法》(沪府发〔2015〕46号)，《湖北省信访听证办法》(鄂政办发〔2015〕11号)。所谓领导批示与群众反映强烈这类概念，说明信访督查程序的启动带有高度的政治判断色彩，涵射的事项范围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渴望被遗忘的权益完全属于个人，相较对众人无关痛痒的言论保护来说，对不堪往事的提心吊胆对个人心理健康踏实生活影响更大。

这一规定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删除权以立法形式出现在欧盟法律体系中。任甲玉诉百度案的一审法官陈昶屹在2014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第14版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的文章，陈法官认为美国通过网络产业占据国际贸易霸主地位，法律方面的技术操作通过《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等美其名曰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案，限制或免除中间服务商的责任，对网络及网络产业松绑，增大网络产业发展的经济空间和减少法律风险的桎梏效应，扶持网络产业这一具有未来产业导向的新兴产业，而且在文末的延伸阅读中表明：我国应该主动抢占网络技术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先机，在产业政策与法律上推动网络产业这一支柱产业快速稳健发展，否则会成为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的产业附庸与技术跟班者。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被遗忘权是指信息主体对已通过合法形式发布在网络上(不论是自己发布还是他人发布)，有关自身的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再相关)、过分的信息或者收集处理的目的已失去的信息，请求信息控制者或信息处理者予以删除的权利，除非信息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澳大利亚的被删除权(Right to be deleted)[24]与被遗忘权的理念极为相似，即虽然数据的收集利用是合法的，但数据主体可以要求删除或不能识别，只是该数据限于数据主体自己上传的。

在被遗忘权保护与言论表达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保护背后，存在着绝然不同的力量对比：不仅有单个的个人，而且有整个大众传媒行业为言论表达和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并有可能利用它为其谋利，但只有公民个人为保护自己的被遗忘权作斗争。而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对个人信息的管控主体没有明确的公私机构的权限、职责划分，只能通过事后的救济环节去弥补信息的不当收集、处理、使用带来的损害。

不论哪一部法律出台，都应当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在其下以两个独立条款的方式分别规定删除权和被遗忘权。2015年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任甲玉诉百度案，同样要求百度删除其已不在某教育机构工作的信息，没有获得法院支持，原因是该删除请求不具有法益的正当性和保护的必要性。2014年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终审判决支持了冈萨雷斯保护其被遗忘权的诉讼请求。因为谷歌案的司法判决是欧洲法院作出的，应当具有先例拘束力，故GDPR的生效意味着对信息主体的保护更加宽范围和强有力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较低的移除成功率意味着，网络用户有滥用这项权利的嫌疑，这无疑增加了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商运营成本。(九)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五)为了公共利益的存档目的、科学或历史研究目的或统计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合法实施的行为。第五项：以合法渠道获取的个人信息。

但两审法院在判决时都没有参考引用《最高院规定》，而是以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从而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何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GDPR不仅规定欧盟境内用户有权利拒绝互联网公司收集用户数据的请求，而且规定了欧盟用户对其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及被遗忘权。

其次，因被遗忘权权利历史悠久，应在传承上有所体现。(七)为了诉讼请求的提出、实施和防御而实施的必要行为。

实际上任甲玉诉百度案中搜索引擎百度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通过提供链接公开了任甲玉曾经供职陶氏教育集团的信息，任甲玉诉百度案的判决是在《最高院规定》施行之后，但其诉求并未获得法院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是何为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是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问题，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明确的问题。在该报告中谷歌被遗忘权咨询小组提供了评估被遗忘权行使之四要件：信息主体在公众领域扮演的角色。但如果从救济视角下审视被遗忘权和狭义删除权，删除权是被遗忘权获得救济的手段，这个删除权如果理解为广义删除权，就能涵盖被遗忘权。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持有人及时采取断开链接、删除、限制、隐藏等必要措施： (一)根据收集或者使用的特定目的，信息持有人持有信息已经没有必要。但需谨记的是被遗忘权制订和适用中应当保证的底线是尊重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在任甲玉诉百度案中，任甲玉不仅请求百度公司断开或删除相关链接，还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20]被遗忘权重在保护信息主体的言论自由，侧重不说的权利。(六)持有信息的储存期限依法或依照约定已经届满。

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随着人权理念的传播，形成了以每个人普遍、平等享有人格尊严为核心的人格权体系。(3)当信息主体根据第21条第1项反对处理，且处理无优势性的法律基础，或者信息主体根据第21条第2项反对处理。

该行为已经构成了欧盟国家信息主权的重大威胁，欧盟国家用被遗忘权制度达到限制谷歌发展和维护自我信息主权的目的。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间是有期限的，在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应该被删除。

而任甲玉离开陶氏教育集团不再供职的信息仅仅不到一年，公众有对其近期工作经历的知情权，此时渴望被遗忘不太光彩经历的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公共利益。(七)信息持有人破产或解散时，无法继续完成承诺的自然人信息处理目的。修改如下：第四十七条自然人可以向信息持有人依法或依照约定查阅、抄录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五、我国被遗忘权确立的具体路径 被遗忘权作为一种新型的新兴民事权利，虽然是个人信息权的一部分，可以视为个人信息权的子权利，但其仍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内容的权利。

信息来源和时间的考量。更重要的是不履行义务的成本很低。

尽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单单用比例原则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些抽象和不易操作，但在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后，谷歌公布了富有指导意义且极具操作性的谷歌独立专家报告。笔者设计的狭义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条款是对《民法分则人格权编》草案第47和48条的修改，参考了我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法的立法建议稿》《最高院规定》以及欧盟GDPR的相关条款等。

要求移除的URL主要指向Twitter、 Facebook、You Tube等社交和视频网站。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有包括《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网络安全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10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

即使郑晓剑副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具备担纲一项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和资格，也承认该原则毕竟不同于具体的法律规范，在具体的判断和操作上，容有法官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的余地，因而也潜藏着被滥用的可能性。社会监督可以大大降低数据行业治理成本，在互联网时代作用凸显。在诉讼主体方面，两案中的原告同为自然人，被告同为大型搜索引擎运营商，诉讼主体地位相似。根据GDPR第17条第1款规定的适用该条款的六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该个人信息根据其被收集和处理的目的已经不再有必要，信息主体可以基于目的性限制原则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

被遗忘权作为有利于维护个人人格尊严的一种新型民事权利，会越来越得到我国的重视。还有当数据科学取得突破进展，数据与时间关系的研究能够得出可操作性规则时，对被遗忘权的规制又会生出什么新规则。

[21]而且笔者甚至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被遗忘权有高于言论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的方面，理由有二：其一，权益完全性不同。[30]信息主体除个人敏感信息隐蔽之外，在知悉个人信息的动态进程前提下，尽量能够同意其它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从而促进数据服务产业的发展。

超过40万个移除请求和超过140万个被要求移除的URL中，符合条件并被移除的URL只占42.6%。被遗忘权人希望被公众遗忘相关信息，公众则可能凭借言论自由对被遗忘权人的信息评头论足。